看完大头马的中篇小说《白鲸》后反思了好久，觉得自己对80后作家还是有些想当然了，而且，那些想当然是没来由的，因为对越来越年轻的作家们的作品，除了工作上的必须外，我其实读得并不多，但就是莫名其妙地觉得他们的作品可能有些虚空，有些类型化，有些媒介间的不确定性，当然，价值认同就更不容易求得通约了。但就是没有想到他们也可能脚跟稳立在大地上，能以写实的风格，富于戏剧性的笔法写出很结结实实的故事，而且在故事中隐藏着许多的念头和想法，思虑之深让你惊讶。

去年见过大头马一面，她告诉我她已经是江苏作家了，于是就邀请她参加了一次青年作家的对话活动，活动期间我随口问她那些日子都在干什么，她说在公安局蹲点体验生活，我当时有些好奇，觉得不像，但她真的和我讲了许多警察的故事和她体验生活的体会。等到我读到这篇中篇，我确信她收获不小。这篇警察故事或犯罪小说写得非常老道，和电影、电视剧里的完全不一样，这大概是大头马到公安局体验生活的最大收获吧。

这是一部案中有案的作品，但是，大头马没有把它写成侦探小说，是篇什么小说一时也难以归类，你硬要将它说成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甚至是扫黑除恶的重大题材的作品似乎也可以，小说的故事就是放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背景上，“这场扫黑除恶行动表面上是扫黑，其实质目的是打伞，打保护伞。也就是清查内部人员。至于上面为什么要开展这场运动，什么说法都有，也没人敢贸然下一个定论。自从中央督导组来了之后，气氛就立刻紧张起来了。大家都知道举报到中央督导组那里的线索，不光有涉黑的，还有我们自己人的。只是不知道谁，纪委什么时候行动。但既然来了，总归是要带几个人走了。普通探员还好，科级以上干部都战战兢兢，人人自危。活了这么多年，谁在外面没点儿兄弟朋友？杨局在会上讲出‘内鬼’这两个字的时候，大家集体心跳了一下。”在小说案件的设计和人物关系安排上，也都呈现出复杂的开放与重叠状态，警察面对的不仅是罪犯，还有自己内部的人，而故事的叙述者同时又是作品的重要角色正是这样亦内亦外的人物。只不过作家并没有完全按照这样的线路去创作，或者更确切地说，作家不满足于在“黑”和“恶”上完成对人物的理解和刻画，她需要更深处的东西。就是这样的意图使得事情变得复杂了。它首先改变了故事的直线方式，让它无法复述，如果要讲述它，只能是越讲越乱，最后自己都会给绕进去，当然，也可能会还原出它的情节，把事情按时间的顺序理得清清楚楚，但是，它带来的是更大的问题，即它的不真实性，它们何以如此？怎么会发生？人物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如何解释这一切？这样的疑问不但是读者的，也是作品中人物的，一直到小说的结局，都未能给出答案。正因为这一点，可能大头马是将其作为心理分析小说来写的，或者说，小说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对人心、人性的探寻上，虽然，它并不想得出结论。

作品中的“我”在大学学的是心理学，但却选择了新闻作为自己的职业志向，在与求职者的竞争中，他需要一篇重头稿件并如愿以偿。这篇稿子是对一桩轰动一时的杀人案的跟踪报道，罪犯与被害人他都认识，他曾经在罪犯的家里跟他的妻子补过外语课。被害人则是他父亲工作过的与他父亲有矛盾积怨的工厂的厂长，其女儿又是他的初中女同学。他不但在见习期就跟着警察办过案，还居然在其中起过关键作用，后来干脆考进了公安局成了一名技侦人员。而在以后的办案中，他的那个初中女同学时常出现在案中，或者是受害者，或者是罪犯，他也因为这一点被同行所怀疑。小说的最后，就是“我”与警察老孔的对话，他因为受到怀疑坐在了被审席上。这样一个牺牲了好多线索与细节的故事框架既不能说明因果，又不能体现案件的戏剧性，但却是进一步探讨作品背后意义的抓手。“我”走进案件第一步的动因是因为需要一篇大稿子，而大稿子则需要大事件。他因此决定跑公安线，“我需要一件大案。最好犯人有能力逃跑，无法立即侦破。他的身世奇异，令人同情。他作案的动机叵测，谣言四起。他具有足够的人性深度，值得挖掘。而我是一个记者，我只能陈述事实。所以，要让我陈述的一切是真的，它就必须是真的。”为了这个需要，“我”竟然精心制造了一桩离奇的杀人案。案件成立的第一步就是设计出罪犯与被害人，但为什么是这两个人而不是其他人？是真的如“我”所说他们满足了这一案件设计的条件？完全没有其他因素？当案件结束，“我”也如愿进了报社后，为什么又要考入公安局？为什么要对被害人的女儿、“我”的初中同学、这个在人生的道路上越滑越深的双性恋者投入那么大的关切？所有这一切在作品中似乎都没有得到清晰的解释，整个故事最后就是老孔的一连串疑问：“你的复杂程度超出我的想象。假设说你的动机是为了杀吴晶晶的父亲替你父亲报仇，为什么你后面又要帮吴晶晶？假设你帮她是因为你心里多少还有些愧疚，那又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方式？除了吴晶晶这一件事，在你做警察的这五年里，你没有犯过任何错，破获过好几起大案要案，工作上尽心尽力。你的确是做刑侦的好料子，所以我不明白，假设只是因为吴晶晶和他的父亲，你又何必做到这样？”因为要选择罪犯与被害人的角色，他们自然成了“我”心理分析的对象，比如罪犯万老师的出身、成长道路、家庭关系、慈善义举与人格缺陷，比如被害人吴晶晶父亲的人生经历、甲亢身体与心理状态，但谁对“我”进行心理分析呢？小说的中心语句是“要想完美的演绎一个角色，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真正成为那个角色。”小说的驱动力也许就是这句话，不管是万老师还是“我”，正是这样的自我导演使他们完成了另一场人生大戏。但是，人物何以要“演绎一个角色”？是这个角色而不是那个角色？而且，还要“完美”，以至“真正成为那个角色”？这里面的内驱力又是什么？这是作品留着的空白，一直牵引着戏里戏外人们的思絮，它是人性无解的黑洞。

说到这里还没说到这篇中篇的写法。读过大头马的作品，或者留意过她有关小说创作立场的人大概都会对她小说的呈现方式有些印象。她在一次访谈中说起写小说时用过一个概念，“工程思维”，这让人怀疑她是否是工科出身。但这个说法确实有点道理，虽然文科出身的作家，那些崇尚灵感与玄思的小说家可能不太喜欢在文学中使用这个概念。其实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小说确实有它的技术层面，有它的物性和操作性。同样的故事，可能有无数的讲法，决定讲法差异的显然是不同的技术。比如这篇《白鲸》，我说它提供了一个脚踏实地的故事，但这个实在的故事结构性非常强。不说它第一人称书信的叙述语体，也不说它与麦尔维尔长篇小说《白鲸》、游戏《仙剑奇侠传》的互文，就主体的四个案件，万老师杀人案、刘杰涉黑赌博案、沈见云诈骗案和孙建才连环杀人案，还不连未成定论的“我”的疑案，怎么能够将它们建立联系、构成一个叙述共同体就需要相当多的技术要素，如何分配故事资源，如何交叉，如何摁下暂停键，又如何重启播放键，这里面有理念、有设计、有手段，很见出一个小说的才情和她小说技术上的储备。

不知道这是不是新一代小说家对小说美学的理解和他们的实践趣味？但是，破除小说创作的神秘，还原小说作为工艺品的技术属性显然是一种进步。往大里说，这是它对科技时代与文化工业时代的自觉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