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吴其南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在近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中，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是一个重要事件。虽然获奖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其意义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读解，但安徒生奖评委会在此时将奖项授予中国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无疑是对曹文轩、对当前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一种肯定。这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批评而言，也是一次总结经验、探讨中国儿童文学如何走向世界的绝佳机会。

一、《草房子》如何表现时代背景

在谈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人们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只有是中国的才是世界的。这话自然不差。别人建一座金字塔，你也建一座金字塔；别人建一座空中花园，你也建一座空中花园，没有给世界文化提供任何新东西，怎么在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但这儿有两点需注意：其一，民族的东西也需是先进的有价值的东西；其二，毕竟有许多各民族共通的东西，表现这些共通的东西较容易获得别人的理解，当年西方儿童文学传入中国，就是因为表现童心、母爱、自然这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引起我们的共鸣的。从这样的角度看，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题材和主题是否与世界儿童文学接轨，是一个重要的需要考量的问题。曹文轩的作品首先在这方面做出了改变。

《草房子》的故事时间在20世纪50—60年代之交。“那是1962年8月的一个上午，秋风乍起，暑气已去，14岁的男孩桑桑，登上了油麻地小学那一片草房子中间最高的一幢的房顶……”接下去便是桑桑对自己在这儿的6年小学生活的回忆。推算下来，故事所写的应是1956年秋到1962年夏的事情。《草房子》将故事背景放在那段时间又拉开了与它的距离，几乎没有写到社会上正在发生的各种重大事件，出现在故事中的只是一座乡间小学的人物和故事，平静、和缓、诗情画意如世外桃源，如果没有故事开头叙述者的提醒，很难将它和“大跃进”、困难时期等历史事件联系起来。

这就很自然地受到质疑和批评。《草房子》诞生后，一些人很自然地将这种表现读为对苦难的回避，一些批评甚至称其是对苦难的掩盖和粉饰。应该说，这种批评努力将作品放到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将人物、事件还原于历史现场，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情怀的。但“现实”不等于“现在”，具体作品描写的时代背景和一定时期人们印象中的时代状况也不是一回事。同样是“现实”，同样是历史上的一段时间，如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那段时间，当初的莺歌燕舞不也是一种表现方式？如果将“时代背景”定于一尊，那就是将其本质化了。抗日战争无疑是一场民族大灾难，但以这一段时间为故事背景的作品不一定都要直接写到民族抗战，写抗战也不是只有一种写法。张爱玲的作品就几乎没有写到抗战，钱钟书的《围城》则将抗战处理为“一种遥远的无处不在”，它们一样有存在的价值。《草房子》对1960年前后的社会生活的表现，与张爱玲、钱钟书对抗日战争的表现，是有些相似的。

这样的表现其实是更符合儿童文学的自身特点的。丹纳谈艺术的发展，主要涉及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布罗代尔论历史，有短时段、中时段、长时段的划分。在现实生活中，这三种看似侧重时间性的历史是空间性地叠合在一起的。从浅层到深层，从短时段的政治经济到中时段的文化风俗到长时段的种族自然环境等，越浅层的内容对我们的作用越直接，越深层的东西对我们作用越深远。文学反映生活，根据内容和采用体裁等的不同，可以侧重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时段。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在于：它面对的主要是年龄尚幼，生活经验、文化知识及接受能力都偏低的少年儿童。少年儿童处在社会生活的边缘，与政治经济有着天然的距离，其任务主要是“吃、玩、游戏，学些极普通极紧要的知识”（鲁迅），这些“极普通极紧要的知识”常常是不同时代不同阶级、阶层的人都能认同的。对此，曹文轩是有着很自觉的认识的。“生活是有层面的，一层、两层、三层……小说应该注意的层面是在下面，更下面——最下面是普遍的、相对稳定的基本人性。这层面是隐秘的，但却不是变幻不定的。从这一层面说，中学生是永远的。每一个注意到并能有力量地把握这一层面的人都可以自信地说：我最熟悉中学生。”[1]《草房子》以1960年前后的某个中国小学为故事背景却没有写到那段时间主导社会生活的“大跃进”、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就是因为写儿童而将目光投向边缘和深层，在回避生活主潮的同时完成对儿童生活的回归。

这不也是我们在世界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中常看到的情景？安徒生的《海的女儿》写了一个海底世界，写了海公主为了成为人而做的挣扎和奋斗，那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林格伦小飞人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马列耶夫在学校和在家里》是有时间和地点的，但突出的是“学校”和“家里”。这个“学校”和“家里”可以放在20世纪50年代也可以放在20世纪80年代。这不是说儿童文学可以超现实，而是说儿童、儿童生活因为处在边缘有着与现实主潮的距离。有着与社会生活主潮的距离并非真的不关心现实。《草房子》看似疏离社会现实，但还原到故事发生时的历史现场，还原到作者创作这个作品的具体时间，对当时紧张的社会关系，对80年代仍在政治领域打转的儿童文学，不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反思？后来的事实证明，无论是对作家自己还是对中国儿童文学，这都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

二、《草房子》如何选择观照角度

文学不仅可以表现不同层次的生活，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照。《草房子》和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儿童文学不同，更主要的是它观照生活和观照世界的角度发生了变化。

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主要观照角度是什么？是社会学，或社会人类学，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儿童，看儿童文学，看儿童文学中的成长主题。开始写压迫和反抗，写战场上的小战士、小英雄；后来写继续革命，塑造革命事业接班人；到十年动乱，则主要成了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小闯将。即使十年动乱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人们的兴奋点也还是在社会生活的领域里腾挪回旋，如拨乱反正、现实教育对人的扭曲等。这种观照角度一般以社会为本位，即站在社会的立场上，从社会需要出发选择话题、塑造人物形象，对儿童读者进行引领和规训，将儿童传唤到社会需要的轨道上来。这和中国传统文学所主张的“教化”内容正好相适应，所以源远流长，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那里都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一视角今天依然有意义，近年反映留守儿童生活的儿童文学作品，很多就是从这样的角度出发的。

但在儿童文学中，社会学的切入角度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一，儿童的活动场所主要在家庭和学校，而处在社会生活中心的主要是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是儿童不熟悉更无法直接参与的。从社会学的角度切入，容易脱离儿童生活的实际。中国儿童文学在一段时间里写战争、写阶级斗争，很大程度上是不正常的社会生活、文艺观念使然，给儿童文学带来的伤害是明显的。当年要求文学写中心唱中心画中心，儿童文艺是最不适应的。其二，社会生活是以成人为中心的，社会本位必然导致成人本位。在儿童文学中谈成人生活的话题，不管价值取向如何，都会形成佩里·诺德曼所说的成人对儿童的“危险的强加”。这也是中国儿童文学在相当长时间里无法与国际儿童文学接轨的重要原因之一。

曹文轩小说在这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从社会的视角转向人的视角。人和社会当然是无法分开的，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向社会”的生成。但“向社会”的生成和文学的社会学视角并不是同一回事。从总体上说，“人”应该是一个比“社会”更大的概念，可以从社会的角度看待人，更可以从人的角度去看待社会，从人的生成的角度看待儿童的成长。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人的文学”，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文学的观照视角，带来中国文学划时代的改变。20世纪80年代，曹文轩等主张接通五四，很大程度上就是接通周作人主张的“人的文学”，在儿童文学中再次举起“人的文学”的旗帜。《草房子》不是一部事件性小说，从表层看，它以小主人公桑桑为线索贯穿起不同的人物和故事，第一章写秃鹤，一个有先天生理缺陷的人，从桑桑的视角感知人物的不幸及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幸；第二章写纸月，一个非常美丽的女孩却是私生女，一生下来就母亲跳湖父亲出家，她的苦难是社会的偏见造成的，她在作品里像唐诗宋词一样温润美好；“艾地”一节，秦大奶奶虽由于自留地问题和小学校争执不休，但最后却因救一个落水的女生死去了，展现出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人渗透在骨子里的善良；“红门”一节，杜小康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人也聪明，自然是孩子们羡慕的对象。可突然间，父亲破产了，全家陷入困顿，他不得不辍学去放鸭子，但他仍像从前一样大方、潇洒，放鸭子也放得比别人有水平，显示人在挫折面前的从容和优雅；而最后的“药寮”，则是让还是小学生的故事主人公桑桑邂逅死亡，即将死亡提前，让儿童有机会在伸手即可触摸的死亡面前思考生的意义。所有这一切，都是作者设计的一个儿童成长时应该面对的问题，或儿童成长的不同侧面，儿童文学就是在这些侧面为成长提供人性基础。成长，这才是小说的灵魂，小说结构的深层线索。

这就将小说的描写对象和思想内容完全地统一起来了。由于将描写对象从现实的社会生活主潮中撤离出来，小说从而走向边缘，走向深层。深层是什么？是文化，是原型，是相对永恒的东西。这不正是儿童生活的内容，不正是童年时代的孩子们需要学习和正在学习的东西？这和文学的社会性并不矛盾。社会性是包含在人性之中的，一定意义上，向社会生成也是向人性生成。在《草房子》中，作者其实也写到不少社会内容的。在“白雀”一节，桑桑的语文老师蒋原伦爱上村上最漂亮的女子白雀，桑桑因为帮他们传递书信目睹了他们从相爱到分开的全过程，其实是作者有意识通过这一过程在桑桑面前掀起成人世界的一角，让他既看到成人世界的美好，也看到成人世界的残酷，而这正是作者理解的儿童成长的一个侧面。这里，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是为表现人的成长服务的。这可能正是儿童文学区别于成人文学的地方。国际安徒生奖看中的，也许正是这一点。

三、《草房子》的叙述方式

这样的故事背景，这样的观照视角，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草房子》的叙述方式。在谈及文学作品创作思维的时候，曹文轩曾反复强调一个观点，就是演绎重于归纳。“演绎是从点走向无限的面，而归纳是从无限（有可能是有限）的面走向有限的点。归纳法只能从有限的个别上升为一个一般的观念。如果这也算生产的话，那么，也只能称之为一次性生产。但演绎却可以进行观念的无限繁殖。”[2]在一般印象中，现实主义文学更重视描写对象自身的特点，更强调细节真实，即更注重归纳，而浪漫主义、古典主义、象征主义则偏重意在笔先、偏重主观情志的阐发，即偏重演绎。曹文轩的小说总体上是偏向后者的。表现在《草房子》中，就是先有对儿童文学、儿童成长的理解，然后设置场景和故事，故事和场景就是作者意念的展开。即是说，作者不是细致地观察生活，对生活进行具体的描摹，而是先有了对生活、对成长的认识，然后将其分成不同层次、不同侧面，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对这些故事进行表演、演绎，将作者对生活、对成长的理解表现出来。这和作者突出中长时段的生活、突出人生的主题意向正好一致。

就作者和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而言，选择演绎就是选择凸现作者。面对世界，作者居高临下，牢笼百态，挫万物于笔端，《草房子》使用的就是这种叙事方法。凸现作者的另一重含义是相对于读者而说的。文学活动是一种对话，作者为一方，读者为另一方。在这种对话中，作品可以最大限度地偏向读者，迁就读者的接受能力和兴趣；但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偏向作者，作者站在前面站在高处引领读者，将读者的认识、思想情感引导到文本的轨道上来。《草房子》是事后叙述，已经小学毕业就要离开油麻地的桑桑最后一次爬上小学的屋顶，望着他度过整个小学生活的学校浮想联翩，故事就在人物的这种回忆中展现出来。从经历到回忆，生活在这里已经经过一次重组，被赋予意义。但这种重组毕竟仍是在人物的思绪中进行的，且这个人物兼叙述者刚刚小学毕业，离经历很近，他尚没有能力对自己的经历进行很深入的认识。虽然作者赋予这个人物较高的悟性，但总体上仍是一个不甚可靠的叙述者。作品的真实含义是通过文本的整体结构表现出来的，真正设定这一结构、控制叙述的节奏和语调的是隐含作者。这就不仅将人物、甚至将叙述者也放在观照和审视的视野之中了。

这就使《草房子》有了三重视野：一是经历时的人物即故事中的桑桑的视野；二是小学毕业、在屋顶上回忆小学生活的叙述者桑桑的视野；三是结构整个文本、从整个文本中表现出来的隐含作者的视野。第一重视野包含在第二重视野中，第二重视野又包含在第三重视野中。但这三重视野间距离很近，特别是第一重视野和第二重视野之间，因为是故事主人公兼任故事的叙述者，时间上又相距很近，很多时候是合二而一的。当读者通过阅读进入文本，自然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他可以像故事中的视点人物桑桑一样，平视故事中的人物，和他们处在同一世界；也可以站在叙述者桑桑的位置，站在高处俯瞰已逝的岁月；当然更需要站在文本给出的隐含读者的位置，在隐含作者的引导下俯视整个艺术世界，理解作者从这个艺术世界中表现出来的意义。这里每进一步，都是一种攀登，作者希望读者做的，就是在这种攀登中完成自身的塑造。佩里·诺德曼在《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中曾发现，双重性是儿童文学的基本特征。“这些文本往往提供两种不同的视角，一种是儿童式的，一种是成人式的，（这是一种与已经提到的其他二元性伴行的双重性）。因为它们不同且经常对立，所以这两个视角隐含着儿童式的和成人式的看法和价值观之间的一种冲突。”[3]冲突的结果，就是将儿童的看法和价值观转变到成人的立场上来。佩里·诺德曼是将儿童文学看作一种体裁，认为儿童文学有某种体裁特征的，《草房子》的上述表现，是不是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也在向一种世界儿童文学都承认的文体形式靠近？形式是能够自我言说的，在曹文轩小说中，我们似乎听到在凯斯特纳、林格伦等人的小说中也曾听到过的声音。

但拉开与现实生活的距离，侧重从人生的视角表现具体的现实生活下面的较为稳定的内容，更突出对作家思想情感的演绎而非细节的摹写等等，都是有限度的。曹文轩的儿童小说之所以受到普遍的欢迎并得到世界安徒生奖评委们的首肯，就是他较好地把握了“度”，将自己的表现控制在这种形式允许的范围内。肯定《草房子》一类作品的表现形式并不代表对其他表现形式的否定。包括那些偏重归纳、偏重细节真实、偏重社会本位的作品，一定条件下，都可以在世界儿童文学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是，那需要从另外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讨论了。

注释

[1]曹文轩.曹文轩儿童文学论集[M].南昌：21世纪出版社，1998：45.

[2]曹文轩.第二世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200.

[3]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M].徐文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78